单身的人越来越多，结婚的人越来越少。
近日，经济学家任泽平撰文称，2021年，中国登记结婚人数降至763.6万，这已经是连续八年下降了。与此同时，初婚年龄也大大推迟了。
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城市，更多的是广大的县城。2022年，中国单身人口突破2.4亿。与县城相比，城市结婚难的原因更容易被感知，也更容易被社会关注——比如工作、生活压力、与家人的距离，这些都可以成为城市年轻人推迟结婚的原因。
然而，在聚光灯之外，县城的婚恋状况有时会被忽略——县城的婚恋市场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更容易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？涉事青年面临哪些困难和考验？
所以，有些人选择进入婚介所，寻求媒人的帮助。在每一个县城的婚介所里，往往聚集着最急最焦虑的人，集中体现了县城里的婚恋困境。县媒人作为直接参与者，既是穿针引线者，也是问题的见证者和解决者。
正如中部某县媒人所说，“县媒人不缺生意。”但是，潜规则下的恋爱很难谈。
文|高月
编辑|易方兴
操作|米月
生育诅咒
江西遂川县的秦致急于今年结婚。他今年34岁。
从相亲第一次见面到见家长谈彩礼，不到10天。我爸妈急坏了，对媒人安排的女人还挺满意，除了一个问题:“这么大年纪了还能生孩子吗？”
遂川是江西吉安西南部的一个小县城。县里很多人会选择年轻时出去打工，攒够钱买房结婚后再回来。秦致也是。他以前在温州工厂工作，直到成为高级技工，现在考虑结婚。这是他们县的晚婚。他家有个哥哥，结婚很久了，孩子在上学。现在，压力来到了秦致。
红娘刘玉英是一名80后红娘。她在遂川县做这份工作已经两年多了。她留着黑色短发，戴着无框眼镜，看上去整洁干练。早年，她去过杭州、义乌、东莞、北京等很多地方，做过财务，在中专当老师。在县城，她经验丰富，经常被评价为“分析问题一针见血”。做了两年多的红娘，已经出了名。只要我坐在店里，担心结婚的人就会不断找上门来。多的时候一天能谈八九单生意。至于价格，实行“会员制”，先付费，后服务，“999元，介绍六组相亲对象，一对一定制，全程提供辅导。”
但随着服务的人多了，她也发现当地男多女少，找老婆也越来越难。例如，在成员中，即使是身高1.75米、身体状况良好的秦致，尽管找到了感兴趣的女性，但仍被困在生育问题上。
这个女人也是遂川人，比秦致大一两岁。她开了个小店，结了婚，有个儿子回到了前夫身边。她目标明确，“只要未婚”，如果对方在乎她离婚，“不想联系就拉倒”。
媒人刘玉英认为这个女人大方、自信、独立，这在县里是不多见的。但刘玉英也很清楚，在县城婚恋市场的潜规则中，也是有差异的，这个女人属于比较弱势的一类。
县里的很多婚恋潜规则，都是当地人避不开的大山。比如，其中一种偏见是，对于离异女性——“最好不要孩子，有女儿还好，最麻烦的是带个儿子。”
这是相当荒谬的。因为有些男方家庭单方面觉得:“女儿拿钱进去，儿子拿钱出来，(女方)带着儿子，以后会有负担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”
像这样，在县里，很多关于生育的规定就像符咒一样，锁在很多家庭的头上。这些年来，刘玉英见过很多人。她发现，很多家庭为了早点生孩子，选择早婚。今年春节期间，刘玉英作为2000年的情侣被介绍认识。女子是幼儿园老师，22岁。当地红娘圈有一句不恰当但很流行的话:“00后，黄金时代；90后，早点抓紧时间；80后没人管。”
来自河南驻马店平舆县的27岁的媒人张辉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。现在她手里的00后会员越来越多，有自己来的，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父母注册的。
她能理解这种紧迫性。几年前，她刚从郑州大学毕业，父母马上把相亲提上日程。她家经营一家建材店。她遇到的每一个顾客，她爸爸都会问“你们家有合适的男生介绍给我家姑娘吗？”叔叔阿姨等一堆亲戚也在忙。“只要年龄合适，有工作，就可以找相亲对象。”
面对长辈的好意，“不宜见”，但见了十几个，有一个失败了。反而提高了相亲体验，为她以后做红娘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
张辉很幸运。最终，她在父母挑选的一群人中“选择了自己喜欢的”。张惠畅脸圆，声音有一种踏实的感觉，能让人产生信任感。她觉得相亲确实帮了她，于是在县里做起了兼职红娘。走在县城的三纵三横大道上，她经常被突然拦住，有人拉住她的胳膊，忙着用手机扫码，反复告诉她“我一定要给孩子介绍个对象。”
早婚早育一直是很多县城的习惯。比如河南南阳下面县城一位86岁的老太太，37岁就当了奶奶。她高中辍学，去了北京和上海工作。认识了同乡老公后，19岁结婚生子。现在，刚出生的孙子只比小儿子小七岁。
但现在，这种习惯正面临挑战。比如26岁的宋，在她选择挑战这种习惯之前，她所在的县很多人都选择了早婚。她表姐才21岁就订婚了，太晚了。小表妹已经生了两个孩子。年轻时一起长大的年轻人，大多十八九岁就结婚了。“我们不先领证，只是办个酒席，周围的人都这样。”
“什么时候怀孕，什么时候领证。”宋对说:
很多年轻人抵制习惯的方式是选择离开县城，宁愿去大城市。留在县城，意味着你一毕业，不管高中、大专、大学，都会联系县城红娘，在父母的焦虑下开始约会、结婚、生子。
相比之下，在一些媒人眼里，宋立科·何晏就是一个例子。宋从小学习就很好。她是身边唯一考上本科的孩子。她一直读到今年，已经是研究的第三年了。每年过年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亲戚催婚，父母都以“我还在上学，别担心”回应，奶奶却不买账，指着她盘腿说她26岁了，还没结婚生孩子。“真的太离谱了。”
但是她现在不想结婚。在家里，她会被指责“白读那么多书”。所以毕业后，她不打算回县城，而是去更远的上海或者杭州工作。“你要是跑了，就不会被拖去结婚了。”
▲30男30女的集体相亲活动。图/由受访者提供
男女在交往中应该谨慎行事
然而，生育的魔咒只是县城适婚青年头上的第一层枷锁。之后，男女不平等的评价体系让寻找合适伴侣的过程更加艰难。
在很多县城的婚恋市场，都有一些不言而喻的“公理”。比如最受长辈认可的往往是公务员或者其他既定工作。但在这一点上，男女有别。
一份有一定基础的工作，在相亲中，往往有更多的选择，尤其是男性。以至于有些人甚至“过度膨胀”，对择偶的要求过于苛刻。
刘玉英对此有很好的理解。她有一个85岁的男会员，在一个编制单位工作。他身高1.7米左右，略秃顶。不过他的标准挺高的，其中一个绝对不会妥协。必须是“连1989年都没有”，而且一定要好看。“必须是大家都认同的大众意义上的美好。”
我接连看了十几个人，都没见过面。每次都回复“我觉得不太合适。”刘玉英能理解这只是他的委婉说法，“我只是觉得我不喜欢别人。”
做了两年多的媒人，刘玉英遇到的最苛刻的成员是一个带着一大堆证书来征婚的人。
来人正是吴。一进门，刘玉英脑子里的数据库自动开始运行——看起来175cm以上，身高够；长得很干净，清秀，好看；挺年轻的，应该不到30岁。
这一刻，刘玉英的判断和筛选被打断了，因为吴坐下后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随身带的证书铺满桌子——研究生证书、奖学金、获奖证书...当刘玉英听到对方介绍自己时，她目瞪口呆。90后，在医院工作，有编制。早些年，她在浙江的大医院，刚回老家，有一辆房车。
对方特别强调，在找到媒人之前，家里亲戚介绍过一圈适龄女孩，可惜没有一个成功。
听到这里，刘玉英问他:“你喜欢哪一种？”
她回答的是一张照片。一个穿着旗袍的女孩靠在一个木制的推窗上。吴说:“这是我前女友的照片。长得又帅又好看，还显得有气质有内涵。”
刘玉英概括地描述:“他要的是林黛玉式的，或者刘诗诗式的。”
但是，和那些有编制的男人不同，在县里，如果一个女人太优秀，她往往会发现自己别无选择。在实践中，刘玉英还发现，许多女孩相亲要困难得多。最大的困难是县城里几乎和他们一样优秀的单身男人不多。
苏曼是江苏北部一个县的语文老师。研究生毕业后，她听从父母的建议，回到县城老家工作。这几年，她陆续给自己买了新房和车，父母也有了稳定的收入，于是开始催婚。
但是，在县城，她的相亲有点坎坷。一个在大城市考试回来的男生，看起来比较嚣张。与其说是相亲，不如说是面试。他问她在哪里读高中，大学和研究生，房子在哪个小区，有多少钱，五年后的职业规划是什么...说到最后，对方的手指向苏曼的方向倾斜。往下看，是一排排建了几年的居民楼。他告诉苏曼在这里。
男生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——“有很多人排队等着和我相亲。”在言语与言语之间，他反复在苏曼面前表现出一副不出丑的样子。回来后，两人再也没有联系过。
后来苏曼不再执着于编制，对方学历不如他，她也愿意接触。有一次，一个大专毕业的男生带她去公园，跑过马路。唯一的开销是两杯奶茶，还是苏曼出的钱。
还有一个高中生是做生意的，特意约在下午，这样就不用吃午饭和晚饭了。两人的相亲地点是商场中间的休息椅。见面后除了说“你在干嘛？”除此之外，没有任何联系。过了一个星期，男方还向媒人抱怨:“女孩子不够主动。”仔细询问后，我补充了几句，说见面那天，我看到苏曼的手腕太细太瘦，“看起来不够幸运。”
这样的不平等不是某个县的困境。江西财经大学教授欧阳靖写了一篇《县域系统剩女》的论文，对全县女生的恋爱和婚姻进行了调查。她发现，优秀女生回县城的比率高于男生，是因为他们对男生和女生的期望和定位不同。有时候，“因为县里体制内的女青年，一般都想选择体制内比自己优秀的男青年作为结婚对象，但在县里，无论数量还是质量，都达不到这个要求。”
最后，每次相亲回来，苏曼都会详细的重复给父母听，让他们明白“她没有消极抵抗”，但是真的不合适。次数多了，父母渐渐明白，不再催婚，给了她喘息的机会。
▲相亲自测评分量表。图形/网络
一票否决
相比其他所有因素，县域婚恋市场往往有一个坚定的底层条件支撑着这些规则，那就是彩礼和房子。
他们有一票否决权，拿不出来就进不了相亲的“准入门”。这无疑给进入这个婚恋市场的参与者带来了压力和负担。
据说江西彩礼高。2022年8月4日，今年七夕，江西吉安遂川县曹林红集镇举行集体相亲会。一方面，“抵制天价彩礼，建设婚礼新习俗”的承诺签名墙站在了最显眼的地方。